疫情及俄乌战争导致全球粮食安全形势急促恶化，部分国家更陆续祭出粮食保护主义，禁止或限制特定种类的粮食出口。农产资源成为战略重心，而种子作为农业产业链的起点，种业（即种子栽培、推广与销售）自然成为大国必争之地。美国是领跑数十年的「种业强国」，在商品种子范畴起步较迟的中国急起直追。然而在巨头垄断、基因改造种子广泛使用的今天，中国要做到「种业翻身」乃至「粮食自主」，前路并不轻易。
说起种子与全球粮食问题，不得不提的是基因改造技术。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基因改造技术的出现彻底改变了农业发展，作物在抗虫、抗病、抗除草剂方面取得了商业化成功，近年，耐旱及防褐变（non-browning）等新特性亦已获得商业认可。而过往主要调查都指向，基因改造作物有助提升作物产量，增加农民收入。其中，年一项意大利调查，研究了逾6,份、横跨二十年的基改粟米收成研究，总结出基改作物使产量增加6至25%（视乎产地），并能将霉菌*素水平降低三分之一。现时，北美地区达90%以上的玉米、大豆、棉花、油菜和甜菜都是基改作物。
农业基因改造的先驱，食品及农用化学品起家的美国企业孟山都（Monsanto）于六十年代开始布局种业，除了本身的化工领域，还进*生物技术领域，开展了基因改造农业时代，此后透过不断拼购不同的种业公司，渐渐巩固农业帝国。到八十年代，孟山都的基因改造种子成为全球首只获批准田间测试的基改作物，并于年起实现商品化，展开大规模种植。
在过去数千年来，人类农业发展乃基于种子自我繁殖的特性，使其不易被商品化，农民以自留种再种植，种子也可自由交换及分享。九十年代是人类种业发展的分水岭，国际推出法律保护创新生物技术种子，即基改作物。如今，四大种子企业掌握了全球超过五成的种子，而这个惊人的垄断情况正主导着全球的农业及粮食供应。基于这些产权保障，交换种子的渠道正在收窄，种子的多样性亦大幅减少。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数字显示，世上75%的农作物品种在年至2年间消失了。
作为基改种子龙头的孟山都多年来涉及众多争议，包括垄断、作物单一化、除草剂*害等，但却无阻止这间公司继续扩张壮大。到年，拜耳集团（Bayer）以亿美元天价正式完成收购孟山都，令该德国巨企成为全球农业企业龙头，集团业务涉及作物保护、种子、数字农业，主要产品包括玉米、大豆、蔬菜种子，除草剂和杀虫剂等。在年，公司的「玉米种子及性状」（seedtraits）业务（49.7亿欧元）、「大豆种子及性状」业务（19.56亿欧元）及「蔬菜种子」业务（6.4亿欧元）的营销额，合计达75.66亿欧元。
另一方面，孟山都捆绑销售转基因种子和农药，农民若购买孟山都的基因改造种子，也就同时需要购买孟山都的除草剂、杀虫剂，这样才能确保种子能有良好收成，农民并须向孟山都支付授权使用费。这些基改种子的主要生产商亦会严格限制农民如何使用他们出售的作物品种，买家必须签署协议，禁止他们从作物中保存种子用以重新播种或与其他农民交换。这种商业模式也受到国际种业沿用，不单销售种子，还有性状、种质资源的专利，正如孟山都，其三分之二的销售收入便是来自知识产权许可。
目前，大多数国家只容许基改种子受到专利保护，其他植物品种则靠《植物品种财产权》（PlantVarietyProperty）严格保护。此外，世界贸易组织（WTO）也规定成员国须有法律保护植物品种，不少国家亦已签订加入《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UPOV），限制种子生产、销售及交换。这意味着育种企业能透过开发新品种而获利，不会面临竞争，因为研发一个新品种需时长达十至十五年。要获得UPOV承认的新品种，必须是基因上独特、统一和稳定的，大多数普通种子都不符合这些标准。
一般农夫自己培育的品种，通常都是一代转一代的自留种，因此基因多样，而且不断进化，无法满足申请知识产权的标准，这些品种甚至不获国家方面承认。因此，一般商业务农取得种子的唯一合法途径就是向种子企业买种子，这亦意味全球粮食的基因多元正逐渐减少。这种农作物单一的情况，不利于适应全球暖化的大趋势，农民种植单一品种，一旦作物因气候问题失收，整季收成恐怕化为乌有。这个现象放诸全球皆然，当我们的农作物基因库愈统一，愈容易受到各种环境压力影响。
虽然国家并没有加入UPOV的法律义务，但美国、加拿大、日本、瑞士，以至欧盟国家都在利用双边及区域贸易协定，施压津巴布韦、印度等南方世界（GlobalSouth）国家加入UPOV。这种国际规则长期助长欧美主导的工业化农业，取代世上仍然规模较小、可持续性更强的农场，包括使用种业巨擘生产的标准化种子、化肥及农药，使种子多元及生物多样性进一步缩小。
目前，全球种业巿场集中在美国、欧洲、以色列、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其中以美国、德国及中国三强鼎立，而中美两国的种子需求已占全球种业达六成。年种子的市场份额，美国占全球比例35%，中国占23%。在种子企业之中，则是「两超、四强」的格局，「两超」即是指德国拜耳（孟山都），以及美国的科迪华（Corteva，母企为陶氏杜邦，DowDuPont），两者在巿场份额占全球20大种子公司的六成，抛离其他主要对手；「四强」即指中国的先正达（Syngenta）、德国的巴斯夫（Basf）、法国的利马格兰（Limagrain）及德国的科沃施（KWS），销售总额在二十大中占26%，其余14间合共占14%，但倾向拥有特色的种子业务。
在国家方面，美国的优势在小麦、大豆、玉米、棉花等大型作物，欧洲如荷兰、以色列的种业优势则在于园艺作物，日韩则主要是小田作物及园艺作物，而中国农业科技未来的目标是「大小通吃」，不论玉米等大田作物，还是自主研发的花卉品种，都在全面推进。过往像百合、郁金香等都是要从荷兰进口的花卉品种，现在云南产的也不差。
新中国成立后强调「无农不稳，无粮则乱」，粮食供应紧张的环球形势，种业在国家战略上更为重要。中国作为世界二大种子需求国，种业巿场规模超过千亿元人民币，但国内的育种企业细细碎碎。除了中国化工在年完成收购先正达，其余都是小型种企，局面就有如「拜尔一家已顶上中国那5,家这种企业」。过去数十年，中国种业经历过好几轮洗牌，由十几万家经过不断地合并重组再淘汰，最后留下最优秀的几千家，向龙头集中。
近年，在中美 不断升温之下，美国对于中国晶片及高科技产业实施制裁，而种业背后是基因组学技术、生物技术，完全属高科技领域，涉及到知识制裁及知识产权的问题，中国亦因此不能不在种业创新及科技上自立自强。
中国如何开始踏上基因改造的种业翻身之路呢？